玻璃表面划痕的修复步骤

[1]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第125页。

[3] 见《参考消息》1999年6月19日。）三乐之中，特别指出王天下即当天子不在其中，这就表明他的一贯态度。

如果是出于真情，即使是做错了事，犯了过失，但不为恶。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12] 谢氏以顺理为直，这所谓理，就是情理。这与后来的专制集权社会有很大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他还着重讨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提出了著名的人禽之辨。

某些动物如黑猩猩是有文化的，有不同的传统和行为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除了人情事变，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如此说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来看，他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都是认真读过的。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在金先生写于美国的《道、自然与人》一文的最后一章，即论自然与人章，金先生较多论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回顾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看法，即张先生的正面表述：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张先生在1935至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此书序论的第一节是哲学与中国哲学，这是他经过深入思考的。

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这主要是从其重要的积极意义上讲，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西方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带来更大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在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三方面有其优点，在现代值得继续阐发与弘扬。金先生还讲道：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

此呼吁最初见于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对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会议的报道，题目即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而知人能官人就是能够知人善任的意思，其目的又是能安人而使黎民怀之。这些是中国哲学的弱点，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一实践智慧的传统没有延续下来。

张先生1933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与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而以后他的《墨辩注》也失传了，唯《墨子》书后来被保存在《道藏》中。

美德或善从来都不仅是思想，而是实践理性，实践就意味着要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

设法使科学和工业人化，是设法调和人性，使科学和工业的成果不致成为制造残忍、屠杀和毁灭一切的工具。金先生对熊十力哲学的这个评价，也正是他曾讲过的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他说，东方社会没有解决人类的困难的问题，而西方社会同样也没有解决人类的幸福所带来的问题，幸福既是内部生活的和谐，也是与外在世界融洽相处的能力，后者只有当它能够对前者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能成为宝贵的财产。他说，这一思想很可能是与农业社会或农业文明相关的，因此有关技术的知识还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足以给人们提供他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的观念。这里的自然和自然的神，在英文原稿中作both nature and natures God，这就是中国哲学天概念所具有的自然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含义，而主宰之天意味着有人格意志的神。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

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同样可以称为哲学。……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

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张岱年先生是张申府的胞弟，他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篇哲学与哲学史论文，并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认为，实践智慧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科学的目的。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进入专题： 金岳霖 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 。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二册》全书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张先生又在1935年发表了《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仍肯定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并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六条优点。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如何正当地处理明于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分殊和互补问题。金岳霖先生也在这一问题的激发下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在之后撰写了《中国哲学》一文。

金先生由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讲到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相分离所带来的后果，他说：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这种态度的结果，一方面是人类中心论，另一方面是自然顺从论。……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

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体现了这个观点。《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

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金先生又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欲望和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也比以前更多地被这些欲望和需要所驱使，被它们所奴役……由于征服客观自然和人类其余部分的力量的不断增长，人的自我奴役的可能性也在极大地增加。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是讲知与行是一个统一的交相促进的过程。

同样需要的是某些思维工具。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那么，在科学知识已经十分发达的现代，天人合一思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金先生为此提出我们应该区分知识和信念，他说，知识当然伴随有信念，但是信念却并不总是伴随有知识或甚至是以它为基础的。

他认为，一方面，中国哲学有缺陷，即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这是因为与西方逻辑类似的中国先秦时期的名辩思潮后来衰落了，但我们现在可以复兴这种思潮，弥补逻辑和认识论的缺陷。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